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就虚”问题愈加突出，加上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积压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制造业发展逐渐萎缩，对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大，实体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性。优化实体经济空间格局应是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一、实体经济的区域发展现状特点
“十二五”期间，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加速减缓，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降低，直到“十三五”开局才有所回升。尽管中国实体经济的区域发展走势与全国相似，但是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工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体。因此，本文主要从工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实体经济的区域发展。
1.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
工业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工业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一度超过总体经济增速。2016年是“十三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工业经济增长一改“十二五”时期的疲软走势，反弹回升趋势显著。2016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为4.8%，比2015年高3.7个百分点，比总体经济增速低3.2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增长2.0%，比2012年低4.4个百分点；集体企业下降1.3%，比2012年低8.4个百分点；股份制企业增长6.9%，比2012年低4.9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2.5%，比2012年低3.8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增长7.5%，比2012年低7.1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采矿业下降1.0%，制造业增长6.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
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反转走强。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8.0%，一改走低趋势，比2015年高1个百分点，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工业增长的强力带动。2012—2015年，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甚至降低到2015年5.9%的个位数水平。2016年，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回升，为20.6%。2012—2016年，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第一、二产业比重都在持续降低，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服务化特征愈加突出。
2.实体经济发展的四大板块特点
工业经济增长“西高东低”趋势扭转，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呈现崛起势头，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出现衰退趋势。2012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西高东低”格局非常明显，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0.9%，比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4.6、1.3和3.3个百分点。2012—2015年，四大板块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都呈现出螺旋式下降趋势，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都呈现出连年下降趋势。2015年，除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为正值外，其他三大板块都出现负值，甚至东北地区的工业增加值下降了10.2%。2016年，中部地区工业增长“扭亏为盈”，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6.0%，比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0.9、1.8和15.6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工业增加值进一步下降幅度接近10%。
工业经济板块“东高西低”格局呈现强化趋势，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占比稳中有升，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占比持续降低。2012年，四大板块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高到低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28.9、31.3和41.4个百分点。2012—2016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连年提高，提高幅度2.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先降后升，总体提高幅度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先升后降，2014年达到最高值19.3%，总体降低幅度0.3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却连年下降，降低幅度2.2个百分点。2016年，四大板块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高到低依然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但是，东部地区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30.8、33.8和45.8个百分点，比2012年分别扩大1.9、2.5和4.4个百分点。
四大板块工业投资增长都出现明显下滑，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态势扭转，东北地区工业投资出现衰退现象。2012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在20%以上，东北地区最高，高达28.8%，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高出14.2、7.6和6.4个百分点。2012—2016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先升后降，2013年最高达到17.4%，之后连年降低，2016年仅有8.0%；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持续下降，西部地区尤甚，四年间分别降低了14.2和20.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连年大幅下滑趋势，2014年开始负增长，2016年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2015年减少27.3%。2016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高，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1.0、5.8和35.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出现向东部地区倾斜迹象。
工业投资空间格局明显分异，东部和中部地区工业投资占比持续走高，西部地区工业投资占比轻微降低，东北地区工业投资占比大幅降低。2012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最高，为39.1%，其次是中部地区，再次是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最低，东部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12.9、16.5和27.1个百分点。2012—2016年，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都持续提高，分别提高4.8和3.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比先升后降，最高为2013年的22.7%，但仅比2012年高0.1个百分点，之后连年降低，三年间降幅1.7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占比不断降低，2014年降低到10%以下，2016年仅为5.7%。2016年，四大板块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排序没有变化，但板块间差距有所扩大，东部地区占比为43.9%，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14.5、22.9和38.2个百分点，分别扩大1.6、6.4和11.1个百分点，这显然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利。
四大板块工业发展质量都有所提升，但空间分化明显。根据黄群慧等（2017）的测度研究，2013年中国四大板块工业发展定基指数平均值相比2012年都有所提升。其中，东部地区工业发展定基指数提升幅度最大，为14.7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发展定基指数提升幅度较小，分别为0.3、1.6和4.6个百分点。2005—2013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工业发展指数分别提升14.2%、4.0%、2.5%和14.7%。比较来看，东部地区工业发展质量提升最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更多地表现为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特别是西部工业增长质量亟待提高；东北地区工业发展质量很不稳定，波动较大。
3.实体经济发展的省域分化明显
中国区域经济较大的发展差距不仅表现在四大板块之间，而且表现在每个板块内省份之间。仅仅考察四大板块会掩盖省份间尤其是同一板块内省份间的发展差距及各自的特征。接下来，我们把31个省份作为对象来进行考察，会发现省份间的工业发展分化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是同属一个板块，分化特征也很明显。
工业经济集聚不断提高，省域间工业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首先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在空间上的不断集聚上。2012—2016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集聚程度持续提升，其空间基尼系数由0.3390提升到0.5141，年均提升6.5%。其次是工业产出也在空间上呈现出不断集聚的趋势。2012—2016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空间集聚程度连年提升，其空间基尼系数由0.4286提升到0.4492，年均提升1.2%。比较可知，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集聚速度要明显快过工业产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基尼系数由2012年小于工业增加值的空间基尼系数快速转变为2016年大于工业增加值的空间基尼系数，一定程度上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在空间上快速集聚的经济产出效益在降低。
中西部省份是工业经济增长的亮点，但内部表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2012—2016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前10位省份中有6个位于中西部地区，依次是重庆市、贵州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其中，重庆市和贵州省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都在18%以上，分别位居全国31个省份的第一、第二位；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前10位省份中有8个位于中西部地区，依次是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江西省、湖北省、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和云南省，其中，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高达21.8%和16.5%，分别位居全国31个省份第一、第二位，且比第三名福建省分别高出11.1和5.8个百分点。以贵州省为例，立足地域特色和优势，把握产业发展形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大数据、特色食品等绿色、新兴、轻型化工业，经济效益突出，有力地带动了地区工业经济增长。但是，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工业经济增长分化也很明显。2012—2016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后10位省份中则有5个位于中西部地区，依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甘肃省、云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其中，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在中西部地区最低，仅为1.7%；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后10位省份中也有5个位于中西部地区，依次是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和山西省，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和山西省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都是负值，尤其山西省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减少7.3%。作为全国煤炭大省，山西省产业单一，工业增长高度依赖于煤炭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之路任重而道远。
东部省份仍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但内部分化也很明显。2012—2016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超过10%的16个省份中有6个位于东部地区，依次为山东省、广东省、福建省、河北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其中，山东省和广东省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都高达15%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5%的20省（市）中也有7个位于东部地区，依次是福建省、江苏省、天津市、广东省、北京市、山东省和浙江省，其中，福建省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达10.7%，其他省份都在5%—8%之间。然而，无论是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工业增加值，东部地区有些省（市）的年均增速在全国的排名都非常靠后。特别是上海市，其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都为负值。

东北地区辽宁和黑龙江两省工业经济增长排名全国垫底，吉林省是一大亮点。2012—2016年，无论是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工业增加值，辽宁和黑龙江两省的年均增速都为负值，其中，辽宁省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全国排名倒数第一位，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全国排名倒数第三位；黑龙江省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全国排名倒数第四位，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全国排名倒数第一位。特别是辽宁省，其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年均30.5%的速度高速下滑。然而，吉林省工业经济增长表现良好，在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发展中可谓一枝独秀。2012—2016年，吉林省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8.6%和5.7%，全国排名中等水平，分别为第17位和第18位。

二、各地区发展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源于各地区不同的发展环境和阶段，有外生因素，也有内生因素。尽管“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表现出向好势头，但是阻碍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和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仍需要着力解决以下突出问题。
1.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较低，严重制约着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市场对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作用已经被中国近4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所证明。然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根据王小鲁等（2017）的核算，2008—2014年中国四大板块的市场化水平都表现出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中，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由6.84提升到8.49，提升幅度为24.1%；中部地区由5.45提升到6.77，提升幅度也为24.2%；西部地区由4.30提升到4.84，提升幅度为12.6%；东北地区由5.72提升到6.55，提升幅度为14.5%。但是，相比较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呈现出扩大趋势。2008—2014年，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与东部地区的比例由62.9%和83.5%分别降低到57.0%和77.1%，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比例没有变化。即是说，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相对于东部地区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市场是高效配置资源要素的主要手段，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滞后不仅不利于本地区资源要素加快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且不利于吸引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高素质人才，导致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和创新创业动力不足。
2.中西部地区实体产业盈利空间收窄，对于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不利
拥有较大的盈利空间是激发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最重要动力因素。然而，近年来，中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企业收入利润率都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收入利润率呈现提高趋势形成鲜明对比。2014年之后，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开始由低于中西部地区转变为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呈扩大趋势。2012年，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别为6.7%和8.2%，比东部地区分别高出0.4和1.9个百分点。然而，2016年，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别为5.5%和5.6%，比2012年分别降低1.2和2.6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反而分别低0.9和0.8个百分点。此外，中国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由2012年的6.2%降低到2016年的3.7%，降低2.5个百分点，不仅始终低于东部地区，而且始终低于中西部地区，更是呈现出差距扩大趋势。
从中国四大板块的盈利数据来看，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的盈利空间不仅本身呈现收窄趋势，而且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优势不再且劣势凸显，东北地区则更是劣势突出。这显然会降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和资金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流动的积极性，甚至会造成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和资金向东部地区回流，进一步扩大区域发展差距。
3.融资难严重阻碍着各地区实体中小企业发展
融资难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中国各地区实体中小企业发展的桎梏。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投融资风险加大，中国各地区实体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由于中国实体中小企业普遍都是民营企业，且融资规模较小、融资成本较大，造成银行给实体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加上银行贷款门槛的不断提高和贷款周期的延长，导致实体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融资。有数据显示，目前企业的贷款利息为15%—20%，但企业的正常回报率仅为10%左右，大部分实体中小企业很难承受如此高额的贷款利息。如此一来，在不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融资服务的情况下，各地区实体中小企业为了继续经营就纷纷“铤而走险”转向高风险的民间融资，一旦经营不善，就要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况，甚至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中国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和价格不合理，大大削弱了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
资本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要素，哪里收益高就会向哪里流动。融资难问题在金融产业不发达、资金外流严重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会更加突出。根据侯永志等（2015）的研究，2012年中国贷存比低于50%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009—2012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部分城市的贷存比都发生了下降，且贷存比下降幅度较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
4.生产成本上升削弱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省份陆续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实体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用工成本上涨幅度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以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东部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东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传统国际比较优势加速消失而新的国际比较优势尚未形成的困境。
统计数据显示，2011—2015年中国东部地区各省（市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上涨幅度都在10%左右，最低为天津市的9.5%，最高为海南省的12.3%，其中，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上涨幅度普遍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上涨幅度，最低为上海市的8.9%，最高为海南省的13.9%。此外，自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用工荒”以来，农民工工资也呈现出持续快速上涨势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6年发布的农民工薪酬课题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年均增长12.7%，从“十一五”末（2010年）的1690元涨到“十二五”末（2015年）的3072元；2016年，农民工工资涨幅在10%左右，平均月工资收入水平为3072元；预计2017年农民工工资涨幅在10%左右。
在生产成本尤其是用工成本不断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再加上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盈利空间明显收窄，工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逐渐削弱，就有可能出现大量的传统工业企业纷纷向劳动力相对丰裕、工资水平较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对于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的东部地区来说，就要面临很大的“产业空心化”风险，这会对我国经济转型产生越来越大的不利影响。
5.区域分割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继改革开放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分税制造成的地方政府“以邻为壑”的弊端日益凸显，区域分割带来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各地区政府推动的水泥、建材、钢铁、汽车、有色金属等工业项目重复建设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问题快速凸显。2014年以来，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价格持续下跌，铝的价格一度跌到万元以下，铜、铅、锌、镍等有色金属的价格比金融危机前的高点分别下跌60%、50%、40%和80%左右，甚至跌破平均生产成本。目前，中国水泥、平板玻璃、钢铁、汽车等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行业利润大幅下降，低于全行业平均值，甚至处于整体亏损状态，钢铁产能利用率已不足70%，远低于合理水平，但高质量的工业产品又很匮乏，恶性竞争有“抬头”迹象。

中国工业的重复建设从各地区的主要工业品产量比较中可见端倪。区位商是用来描述某一个地区对于某一种产品是否具有专业化能力的指数。如果一个地区对某一种产品的区位商大于1，就说明该地区对该种产品具有专业化能力，反之，则没有专业化能力。根据2016年统计数据计算，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中有19个对水泥的区位商大于1，分别是山西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集中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有9个对粗钢的区位商大于1，分别是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渤海地区相对集中；有8个对钢材的区位商大于1，分别是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渤海地区相对集中；有9个对汽车的区位商大于1，分别是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上海市、安徽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和重庆市，地区分布相对分散。

三、优化中国实体经济空间格局的政策措施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把实体经济放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实体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虚拟经济的挤压，实体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且愈加严峻的发展困境，急需通过政策措施来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但是，实体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又存在区域差异化特征。因此，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方面要注重普适性，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解决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
1.多渠道降低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
降低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不仅要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实体企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的问题。一是减轻实体企业的税费负担。针对实体企业普遍前期投资大，投资周期长，回报微薄，政府部门应该采取政策措施减轻实体企业的税费负担，提高实体企业经营的利润空间。一方面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改革税制，降低实体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税率，取消不合理的税收项目。另一方面要减少或全部取消针对实体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收费项目，减少实体企业的经营费用。二是引导金融机构资金向实体中小企业倾斜。实体企业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不稳定，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银行向他们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不高。政府要制定政策措施来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中小企业发放低息贷款，如对金融机构实行贷款补贴、税费减免等。三是扩大实体企业的融资渠道。统计年鉴显示，2012—2016年，中国境内住户存款余额从41.02万亿元增加到60.65万亿元，境内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从34.51万亿元增加到53.09万亿元，增幅分别为47.9%和53.8%。政府部门如果可以把这部分资金有序地引向实体产业，将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巨大资金来源。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制度，规范民间资本投资，扫清民间资本投资实体产业的障碍，多角度、多层次地拓宽实体企业融资渠道。
2.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进全国市场一体化
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背后的动因是区域间的行政分割严重。在分税制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必然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而强化“以邻为壑”的思维观念，想方设法吸引其他地区的资源要素流入本地区，并阻碍本地区的资源要素流向其他地区。如果不改革这种干部考核体制，很难消除区域行政壁垒形成的根源，全国市场一体化也很难实现。一是逐步改革地方干部政绩考核体制。对地方干部的政绩考核不再唯GDP论，要多方面综合考察地方干部的政绩，如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保护、增进当地居民福利等。二是推进区域基本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目前，中国地区间基本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性不够，“断头路”“关卡”问题较为严重，严重阻碍着要素资源跨地区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要推动各地区间打通“断头路”，破除“关卡”，推进基本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三是建立健全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各地区地方政府都有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权利，但是不是每个地区都适合大规模进行经济开发，而有些地区又承担着保障全国生态安全的重任，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让承担生态保障责任的地区放弃一部分发展经济的权利，重点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而让适合经济开发的地区大力推动经济发展，且让享受生态服务的地区为提供生态服务的地区付费，从而让两类地区都能从中受益。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包括地区间的横向生态补偿，而且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上级地方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的纵向生态补偿。四是建立健全惩处机制。对那些设置种种行政壁垒阻碍资源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和全国市场一体化的行为要采取相应的惩罚惩戒办法。
3.有重点地推动中西部地区新的战略性区域工业化发展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变化，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区域，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趋于完成而呈现出增速下滑的趋势，很难再引领全国经济快速发展，急需通过培育新的战略性区域来带动全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发展。中西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但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不可能整体作为新的战略性区域来进行培育，必然要选择其中发展基础好、发展潜力大、便于快速培育的较小的地区。根据侯永志等（2015）的研究，以结构转换和要素集聚为指标，遴选出了38个潜在战略性地区，分别是合肥、淮南、福州、厦门、泉州、宁德、龙岩、莆田、南宁、贺州、钦州、防城港、六盘水、贵阳、海口、廊坊、唐山、武汉、湘潭、长沙、连云港、宿迁、南昌、赣州、营口、枣庄、莱芜、潍坊、滨州、西安、成都、天津、昆明、玉溪、嘉兴、台州、舟山和重庆，其中近一半地区属于中西部地区，而且不少是省会城市甚至是直辖市。这些新的战略性区域的培育离不开实体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因此，要制定针对性强的优惠政策和有效措施，使这些地区对制造业产生较强的集聚能力，快速集聚全国性乃至全世界的优质资源要素，使这些地区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从而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战略性支撑作用。
4.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对于传统的需求侧改革而言的，对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强调市场机制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从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来看，无疑不是“政府之手”参与过多，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足的重化工业领域。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而且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逐渐解决这些领域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问题。二是推进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逐步放开对民间银行设立的限制，推动多元化、多层次、多所有制金融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产业发展的能力和效率。三是推进房地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供给分配要适应市场需求，逐步减少限制房地产业发展的行政手段，理顺土地使用性质转换渠道，积极采取市场手段调节房地产价格市场，减少房地产对居民和企业资金的占用，让更多资金流向工业尤其是制造业。
5.打造实体经济监测平台，加强实体经济运行监测

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学术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也离不开政府部门有效的政策支持。及时、准确、全面、翔实、专业的实体经济发展数据是学者们深入研究和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因此，要利用好互联网信息技术，加强实体经济运行监测，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一是打造全国联网、多点布局的实体经济监测平台，定时搜集、及时更新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数据。二是建设开放性的实体经济发展数据库，为学者们深入研究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数据支撑。三是实体经济数据库建设要注重规范性、专业性、全面性和可比性。四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各地区及全国性实体经济发展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及时发现和化解实体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2期